的地位。
然而李氏朝鲜又有一个名为“两班”的旧贵族阶层，从李成桂建国初期一直掌握著国家的经济基础、垄断了国家一切的利权。
两班特权和地位是不可以世袭的，为了保持两班的社会地位，必须具有一定的儒学修养，必须确保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
朝鲜王朝初期，对两班阶层的数量限制极严，官职的数目也受到限制。
于是朝鲜王朝的士大夫从建国初期就天然地被分为两个派别。
一个是由在朝的功臣勋旧和官僚集团组成的“勋旧派”，另一个是由在书院接受儒家教育的两班子弟和靠科举入仕的新官僚组成的“士林派”。
在经过多次“士祸”之后，士林派终于击败了勋旧派，在李氏朝鲜的政治中心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而李氏朝鲜最后被成功改革为现代社会是基于两个导火索。
一是因为清政府领导下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战败，朝鲜为求自保，不得不联合沙俄牵制日本，俄日两国的对峙为朝鲜脱离宗主国提供了良机。
二是因为沙俄在日俄战争战败后，日本为发动侵华战争，吞并了朝鲜半岛，毒杀了屡次试图进行现代化改革的朝鲜高宗李㷩，将朝鲜霸占为日本殖民地，直接引发了朝鲜的三一运动，促成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
所以从近代史来看，朝鲜的富强，源自于其宗主国的衰落。
无论其宗主国是中国还是日本，只要朝鲜王朝依旧依附于某一个强大的邻国，它就永远不可能根本性地校正其因内部体制而导致的腐败与衰颓。
回到万历十六年的眼下，朱翊钧虽然有一颗无比温柔的心，但他身为大明天子，凡事还是以大明的利益为重。
从大明的角度来看，朱翊钧更需要的是一个软弱而腐败的朝鲜王朝。
它在为大明分担东北边境女真人骚扰的同时，还为大明构筑出了一道防御日本入侵的天然屏障。
即使朱翊钧是一个善良到道德感胜过情感的男人，但在国家大事上，他的理智压过了道德。
他知道朝鲜必须衰而不垮，才能使它不得不依附于大明，甘心为大明鞍前马后。
因此在与张诚的对话中，朱翊钧更在意的还是“大明与朝鲜不合”，而非“朝鲜国人的性命”。
张诚道，
“奴婢料想那建州奴酋不敢如此。”
朱翊钧问道，
“你如何料定他不敢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