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产业链所带来的效益也的确是颇为可观。
不过，所谓的文娱产业还是要建立在社会秩序长期稳定、民生殷实的前提下。老实说，眼下行台管理下的陕西道还远远达不到这种水平。
所以，这一现象非但不可恃以沾沾自喜，反而是要有所警惕。由此反推出一些行台施政方面的过失，从而加以修正。
比如说，在这一次的事件中，李潼就意识到商贾们参与政治纠纷的热情已经高的有些过分。他们或许在主流舆论方面没有太大的话语权，但却通过钱财投入这一最直观的方式来刷取存在感，较之神都方面无疑要活跃得多。
当然，这件事李潼也是要付很大责任的。特别是西进以来，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幕府在财政物资方面，不得不采取更加直接有效的方式，与商贾们互动频繁，给予了更大的包容度。包括李潼本人，对此也颇有几分乐见其成。
可这一次的事件，往小了说是地方与中央在财政方面的纠纷，往大了说就牵涉到国器何属的敏感话题。就连许多勋贵、世族在这方面都不敢轻易表态，可商贾们的站队热情却如此高涨，哪怕这些人是站自己，但这一现象也值得重视并警惕。
虽然说别人争相送钱给自己花，自己还要对他们提防有加，这想法有点不地道。但商贾这一社会群体，其本性就是逐利，一定是要看到投机的可能，才会勇于奉献。
在中古时代这种农耕背景下，即便不搞行业歧视，也可以断言商贾这一群体的社会责任感绝对不及地主及自耕农高。
李潼一边思忖着，一边在纸上写写画画，他准备着内卫彻查一下陕西道诸州县吏治，要给商贾干政这一风潮泼一泼冷水。
当然，眼下陕西道这些活跃的商贾们对他而言也是一股重要的支持力量，甚至行台绝大部分财政收入都是在与商贾互动中获取。
完全一刀切的割舍那是自废武功，自然不可取，但是以往一些有所忽略的细节则就必须要规范起来。如果仍然任由渗透腐蚀，则积重难返、悔之晚矣。
毕竟在农耕社会中，商品经济盘口只有这么大，一旦商贾们掌握了太多社会资源的分配权，是会出大问题的！
李潼并不是算无遗策，比如这一次在舆情方面就险些玩翻了车。但他拥有足够的警惕，并不笃信什么万世之法，任何政令的实施，任何政令的实施，都要合乎世道的发展。
像是此前为了鼓励商贾们从四方向长安兴运物资、活跃市场，行台不只开放了大量的水陆要津，在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