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周今觉、陈志川、钟笑炉，都是称兄道弟的好友。
经常一起吃饭、喝茶，切磋邮识。
只可惜，解放后这门生意逐渐就不能做了，邮票逐渐与转卖炒作无缘。
原本极其富裕的贺家断了主要的进项，日渐衰微。
贺老先生逐渐成了只能在家里看孩子买菜的废人。
儿子女儿基本都成了工人，售货员。
贺家的下一代没人再对邮票感兴趣。
特殊时期的那几年，贺家最困难的时候，就跟今年那部刚上映的电影《张家少奶奶》演得那样，要靠卖旧物过活。
别看住着二层的小洋楼，却拆东墙补西墙，家里人个个衣裳打补丁，连碗牛肉汤都舍不得给家里的孩子买。
真应了那句话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但就是这样，贺老先生也没舍得把自己的珍邮放弃，一直藏在自己的床板底下。
结果因此，反而在家里的第三代人中找到了传人，就是他最小的孙子贺军。
说起来这个缘分也是让穷给逼的。
贺家需要贴补家用，家里的孩子每天放学后都要捡废纸和碎玻璃。
贺军和他的哥哥姐姐们不一样，在垃圾箱构成的花花世界里，他不大关注那些铜丝、铁皮之类的物质宝物。
但对信封上的邮票，他很感兴趣，
每次看到好看的邮票，总要剪下来留好，当小人书看。
贺家的孩子是买不起小人书的，也舍不得去书摊上花钱看，看这些信销票就成了贺军非常珍惜的独门爱好。
他的精神世界由此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开始通过邮票了解课本以外的世界。
有一次，他们姐弟三人走了运，还一起捡着一个破枕头。
后来居然发现里面藏了十几块钱，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发了大财。
贺军的姐姐和哥哥合计后，觉得他们可以把大票上缴，零钱留下，让姐弟仨好好过过嘴瘾。
然而没想到贺军却对此强烈反对。
看重精神甚于物质的他说，宁看着哥哥姐姐吃东西流口水，也要把他的那份钱用于买邮票。
最后，他硬是从哥哥姐姐手里讨了八毛钱，在邮电局买了一整套早就眼馋的《金鱼》。
那天，姐弟三人感受到的快乐是截然不同的。
在姐姐哥哥一饱口福，心满意足的时候，贺军忍着肠胃的抗议，为自己终于拥有了一套全新的邮票而狂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