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因为精神极度紧张而导致的反应过度、甚至只是因为没有及时得到回应都有可能让正常人已经绷紧到极限的神经绷断。他自己就在北五区见过这样的病人。在临时icu还没有完全搭建好的时候，和上着ecmo的沈老爷子一起住在同一间病房里的一位阿姨崩溃了。她不断要求转病房，并且称躺在病床上陷入深昏迷并且还使用着ecmo的沈老爷子“闹”她。
具体是怎么闹的这就不好说了。说不定只是因为心跳太过嘈杂。反正孙立恩心里打定了主意，任由这位阿姨崩溃一会。要么等她累了自己再开始劝说这样才比较有效果，要么等她累了且继续崩溃，这样用地西泮才更容易一些。
现在想起来，孙立恩有些惊讶于自己的选择。他一直觉得自己不是那种……能够看着一个人陷入痛苦却无动于衷，还能考虑一下怎么处理比较省事儿的人。
不过几秒钟之后，他还是决定放弃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中国人，孙立恩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有一个固有观点——生存权高于一切。人能活着，比能活的舒服更重要。
医疗资源不够的情况下，要医生们给与每一个患者同样的“人文关怀”是一件不切实际的期望。不管是在当时的北五区，还是在现在的鹤安医院发热门诊，孙立恩的第一反应永远都是先保证基本的医疗服务，而不是和人瞎客气。
现在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用最快的速度诊断、分流、开出检查内容，然后再判断这个病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几率能有多大。客气当然能让这些等待了很久，并且心理紧张的患者舒服一些。但这势必会占用医生的时间，最终导致其他患者被诊断的机会遭到剥夺。
现在是特殊时期，是战争时期。要用打仗的思维方式和手段来应对，才有获胜的可能。
进入诊室的孙立恩就像是坐在重机枪后面的火力手，他用最快的速度消灭着每一个来到自己面前的“敌人”。五句话，争取每一个病人都用五句话完成第一次问诊。这就是孙立恩现在的基本工作方式。
“你好，哪里不舒服？”今天的三十一位病人走进诊室的时候，孙立恩在诊室里的时间正好满一个小时。在孙立恩看来，这位患者的状态栏看起来就稍微有些奇怪。
来看病的是一个年龄只有十三岁的初中小朋友。而她的状态栏上则没有任何疾病的名称，所有的状态栏都是症状。
也就是说，在来到云鹤一周后，孙立恩遇到了第一个需要进行诊断的、可能是罕见病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