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很多个方面。”坐在长椅上，孙立恩侧着身子，说起了自己的心理感受。
“首先吧，下飞机的时候，看见云鹤的街道上一辆正在行驶的车都没有。长江大桥上的灯是关着的，路上一个行人都看不见……这样的感觉就让我感觉不太对劲了。”孙立恩决定把故事重头说起，“后来，我自己一个人先来北五区探查情况。正好就在这个位置……”孙立恩指了指记者身旁大约四米处的地面，“就在这里，之前主管北五区的医生，就在这里，在我面前倒下了。”
“倒下了？”记者适时追问了一句。
“倒下，然后牺牲了。”孙立恩沉默了几秒后说道，“他叫祁镜，牺牲的时候四十一岁，是一名在封城之前就来到云鹤市传染病院交流的外地传染病医生。他和另外四名医生，五名护士撑起了整个北五区四十八张病床，前后接诊了接近五十名患者。当他得知我是代表医疗队，来接管病区的支援之后，他猛地一放松，人就倒在地上了。脑干出血，抢救了一天，人没了。”
这个故事太过沉重，以至于记者都不知道现在自己应该再问些什么。但还好，孙立恩讲故事并不需要这位记者姐姐的引导。他已经陷入到了当时的那种情绪里，故事说的很顺畅。
“接管了这个病区之后的当天，我们就送了两名病人走。”孙立恩继续说道，“当时……我压力很大，很崩溃。当然，在我的队员面前，我还是个队长，是需要鼓励他们的人。我还不能表现出来，必须一次又一次鼓励那些情绪低落的队员，告诉他们‘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但是我却不知道谁能来安慰我一下。”
“后来……治疗的效果逐渐开始有了，好几个生命体征不稳定的患者被我们稳定了下来。再后面，我们开始实验起了新的三联疗法。”孙立恩就像是在讲述一个其他什么人的故事一样，平静且慢慢的说道，“现在想想，当时支持我一直拼下来的主要还是在路上遇到的一个事儿——我们一车人在上完了夜班回酒店的时候，在路边碰到一个封闭小区的居民们正在唱国歌。那个歌声一遍又一遍，就连司机师傅也停下车，跑到路边跟着一起唱。我虽然年轻，但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说，那个场景可能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让人激动和振奋人心的场景。”
“我虽然是党员，是无神论主义者，但在那一个瞬间，我真的觉得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从天而降，然后进入心里在鼓励着我们。”孙立恩低声道，“现在想想，我觉得……可能是在那一个瞬间，我们所有人都和当初写下这首鼓舞了无数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