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主任，你来接彭大叔。”孙立恩绕了一圈之后，作出了决定，“彭大叔的炎症指标很高，把激素调整到每公斤体重2毫克冲一下看看。他没有发烧，应该是没有其他细菌感染——用激素的风险也小一点。”
随后，孙立恩叫来了心内科出身的陈学荣，“你接潘大姐。她这个进展很快，把她的干扰素吸入量加起来，先提高到每天两次。严密监测肝肾功能，如果有变化，尽快干预。”
把彭大叔和潘大姐安排了出去，孙立恩自己则转身到了沈老爷子身边。看着这位七十多岁，目前已经陷入昏迷的老人家，孙立恩叹了口气嘟囔道，“老爷子，咱们现在算是同舟共济了，您可一定一定要撑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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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五区工作了大半天时间，孙立恩第一次对自己和综合诊断中心的医生们的能力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如果八个医生加十二名护士，面对四十八名病人都忙成了这个鬼样子，那之前祁镜和那四个医生七名护士到底是怎么撑下来的？这不科学！
哪怕中间多了两个病人入院，并且对其中一人进行了一次抢救，但这却仍然不能解释孙立恩的困惑。
困惑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孙立恩对于这些病人的病情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正在治疗的每一个危重症患者，都正处于危险的平衡当中。任何一点小小的变化，就有可能引发一连串的，致命的连续反应。
马永芳医生下午一点给19床的潘大姐改成了插管通气——潘大姐的血氧在正压面罩的情况下出现了连续下跌，从早上的93%一路下降到了91%。由于缺氧，她的心率进一步上升到了143次每分钟的水平。
这种心率水平，对一个血氧饱和91%，而且有过冠心病史的患者而言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马永芳的处理不能说有错，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从开始张口到完成插管，一共需要大约五分钟时间。像布鲁恩这种干了几乎一辈子插管的人能把时间缩短到差不多三分钟。
而这段时间里，医生们必须随时准备终止插管，然后把正压面罩重新压回去——至少要保证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在85%以上才行。
那就是这五分钟的插管时间里，意外发生了。刚刚完成插管后，潘大姐的心率突然直线下降。从143次每分钟直接下跌到了50次每分钟。同时血压也快速下降，眼看人就要没了。
“操！”布鲁恩怒骂一声，扔开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