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到一边，再看没人注意到我们的谈话才松了一口气，轻声地抱怨地对我说：
“你作死啊，大惊小怪的！泄露出去一个字我们俩都吃不了兜着走了。”
我意识到自己的不对，忙轻声问王启年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还有没有…”
王启年道：
“我是组里的顾问啊，你真以为是顾问顾问，顾而不问啊？案子已经基本查清楚了，很快你们应该就可以收到报告了，毕竟耽误了太久了，凶手已经跑到日本去了，要找就得到日本去找了。”
听到王启年的话，我知道在这里不适合再继续问什么案情了，一是我很快就可以知道得更详细和全面了，二是这里人多，要小心隔墙有耳，泄露机密。
但我又马上意识到了哪里不对，奇怪地问道：
“那这些和你那朋友又有什么关系啊？”
王启年道：
“是啊，我们只是教书的，搞刑侦都只是客串，但这事可能还真绕不过他去，我也是看到你了，才临时起意的。”
听到王启年这话我倒有点不乐意了，有点失礼地地说：
“就这位给《读者文摘》（美）和《故事会》写历史推理小说稿子的学数学的档案管理员吗？”
王启年当没听见我语气里的讥讽，肯定地说道：
“是呀！天晓得他都研究了些什么东西，反正正好他对日伪时期留下来的刑事档案资料专研得也非常深透，这样的人现在国内应该找不到多少了。”
我纳闷地问道：
“怎么还扯到那个时候去了啊？”
王启年也不和我解释了，直接说道：
“很快你就知道了，那个在这里细说，现在咱们还是去找他，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你自己瞧吧。”
他说着，我们就走出角落，走进一条狭窄的堆满杂物的过道，从一个小小的旁门进去，来到这个大四合院的侧面，走上了青石台阶，穿过一条长长的回廊。靠着回廊尽头上有一个低低的拱形过道，从这里一直通往租房子给周春兰的房东的儿子的房间。
这是一间高大的屋子，里面杂乱地摆着家具和各种家什，到处都是被翻动过的痕迹。
屋子里只有一个人，他站在较远的一张桌子前边，伏在桌上聚精会神地在抽屉里翻找着。他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回过头来瞧了一眼，没有理睬我们，但接着就跳了起来，高兴地欢呼着：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