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援和打运动战的方针，逼何键只能使用乌龟战术，将手中兵力龟缩在主要的大城市死守不出。1933年时湖南靠近江西地区的战略形式，其实就和1932年江西的形势极其相似。
如今的江西、湖南两地的红军兵力加起来已超过二十万，得到运输大队长何婆婆和林汉两条血管的进补后。装备更是大大改善。整个南中国的战略形势，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逆转。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还有着数量上的优势，但他们手中军阀型的军队根本无力和红军玩大规模的运动战。虽然占据数量上的优势，却已不再象1931年般是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如今他们只能狼狈不堪的困守长沙等大城市，而广大的农村则眼睁睁地看着被红军不断地渗透，然后一点一点地吃掉。
镇守长沙的何键名义上听从南京国民政府调动，但实质上却是是属于湘系一脉。即使是常凯申时代，常凯申都不能随意地指挥他，更不要说比常凯申更不如的何应钦宋子文之流。对于何键在长沙的窘态，远在江浙南京国民政府不是不知道。但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顶多也就嘴炮上对红军攻击一番，实质上的支援、牵制根本就半点没有。
此时的湖南局势，已开始有历史上1948年后，辽沈战役前东北格局转变的味道。不过由于红军的重点目标还是集中在福建广东交界处的沿海一线。本着“闷声发大财”的精神。红军并不想攻下“影响重大”的长沙。所以何健在长沙还能多支撑一段时间。
1933年时。红军主要战略目标，还是在于稳固已经到手的福建出海口。拿下云宵、东山一线后，而后开始周边发展。巩固这一带的根据地。和他们正面冲突的十九路军节节败退，很快就只能退回厦门、泉州、莆田、福建一线的沿海地区，而内陆城市和农村则大片丢失。
红军所以没有拿下从厦门到福建这一线的沿海城市，是得到了林汉的预警，英、美、日等国对红军在南方势力的迅速扩张已极为警惕，又以英国、日本为甚。日本人已不止一次地以护侨为借口想要插手福建的事务，却被因为东北事迹而警惕起来的英美联手驳了回去。但英、美两国都派出了小型舰队进驻厦门。虽然那只是轻型巡洋舰和驱逐，却不是这个时期的红军所能对付的。
在此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依旧坐壁上观地欣赏着十九路军自立的所谓“福建人民政府”的窘态，始终见死不救。倒是位于广东的陈济棠本着“唇亡齿寒”的精神发兵来源。可惜广东兵的战力实在不堪，当年六月，红军在福建、广东交界处四天内连打三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