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喜欢“故作神秘”的帽子，倒也不算是冤枉他了。
这里主要也是因为后者知道对方口风很紧，不会轻易将两人的来往经历轻易泄露出去。
而且鲁树人身处党外，与土共的内部事务基本没有联系，又对革命事业拥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加之他在后世的名气，所以程刚有机会的时候，确实喜欢和对方扯上些天南海北的话题。
甚至偶尔李润石也会掺和进来，通过程刚这个媒介与鲁树人隔空对话，都是极有意思的事情。
另外，与打字机相比，鲁树人似乎对附带的一本拉丁文书更感兴趣，尤其在注意到这是由瞿求柏编写的之后。
这两位在之前十来年里，一直属于民国文坛的大拿级人物，平时私交也是极好，历史上瞿求柏因为顾瞬漳叛变一事不得不四处奔逃，中间就有三次来到鲁树人家中避难，均收到了后者的欢迎，传下了不少佳话。
而这本拉丁新文字书，其实就是两年前瞿秋白还在莫斯科时，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汉语拉丁化方案。
回国后，瞿求柏又与吴玉漳、林伯衢等同志，以此方案为基础做了进一步改进，后世将其称之为“北拉”（即根据北平读书音制订）。
只不过，瞿求柏的“北拉”方案正式出炉时，程刚早已在南方根据地推行了现代的拼音以及部分简体字，后来又随着对其他根据地的物资援助，不断向外推广，已经逐渐有了成效。
相较之下，“北拉”方案因为过于激进，本就不受程刚支持，他自然也不会帮助其大力宣传，所以现在造成的影响力极其有限。
见到鲁树人的动作，程刚轻笑着说道：“这本书是求柏同志让我给你送来的，不过我反正觉得没啥用处，在我看来，汉字拉丁化这条路的可行性并不高，仅仅只能拿来作为参考。”
客观地说，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潮流，从后世看来确实是一条走歪了的邪路，但这件事情必须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待。
在清末民国这一极为特殊的动荡时期，一大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家内部四分五裂，各路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统治阶级只管自己捞钱，收税收到几十年后，根本没人管老百姓死活。
反观一直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的日本，现在都已经有了航空母舰，而夏国居然还有百分之八九十国民仍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因此只要稍有抱负和爱国之情的知识分子，都会试图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