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日本从31年九一八事变起，到37年全面侵华，中间相隔近六年的时间，为何不长不短恰好是这么久，这背后自然有内外诸多因素。
最直接的诱因或许是36年的二二六事变，此后整个日本的中枢由此陷入狂热而毫无理智的军国主义氛围，随即一发不可收拾。
而再往前看，发动此次叛变的皇道派，代表着当时日本国内，对现状愈发不满的中下层青年军官，其势力的发展壮大，也意味着日本文官阶层的愈发势弱。
例如32年的五一五事变，这个在两条时间线上，都差不多同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这一转变的写照。
随着首相犬养毅这个著名知华派被暗杀，日本的政党政治从此一命呜呼，之后的日本内阁永远“举国一致”，唯军部马首是瞻。
说起犬养毅之死，其实也恰好佐证了一点，如果一个人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哪怕并没有超越多好，对他个人而言都很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日本这个国度里。
作为日本政府里少见的知华派，犬养毅认为夏国内部虽然有很多问题，但如果日本在夏国的作为太过激进，只会把夏国逼向赤化和联苏的道路上去，而这才是对于日本最大的威胁。
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犬养毅嘴上说着一套，私底下却派派人去往夏国找常凯申和谈，基本条件是日本承认夏国的东北主权，但是要给予足够的利益保证。
可常凯申还没来得及点头，消息泄露之后，日本外务省和军方就群起反对，结果不了了之，没过多久犬养毅也被暗杀了。
所以在33年底的时间点上，日本对华的战略基调始终都是侵略，无非或早或晚而已。
此次提到的松室孝良与关东军参谋部之间的冲突，也仅仅只是工作步骤上的分歧而已，前者所制定的计划，将来还很可能会由关东军的其他人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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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如此，松井太久郎也不可能在这个关头与松室孝良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他隐隐也有猜测，参谋部的消极应对或许只是暂时之策，一旦后方稳定，迟早还是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战略。
毕竟上头发下来的指示已经讲得很明显了，“力戒无视国际情势的露骨的活动和惹起内外视听的急进措施”，其施策着眼点要放在“经济文化方面”，“军队工作要隐密进行”。
说白了，就是眼下有些消化不良，先缓一阵子，等后头消化得差不多了，再谈后头的事情，至于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