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9月李书记领导的起义开始，同月的鄂中钙洋和琼崖多地，10月的陕北青间和直隶玉田，11月的豫州确山、粤南海露风、鄂北黄麻、赣西南东谷，12月的粤南省城，今年1月的赣东北戈横，2月的闽南平合，3月的湘西北桑枝和闽西隆岩，4月的陕中渭华，5月的苏南泰靖南……我们党前后发动了大大小小多次起义，其中大部分起义部队在遇到敌人的重兵围攻之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失败，随后不得不转入秘密斗争，进入山区进行游击战斗。
而且上面我列举的这些起义，还只是这其中造成了一定声势，我们可以搜集到资料的一部分，更多的情况现在完全来不及考证。如此大量的失败，我们牺牲的同志还有群众，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失可以说不计其数。所以从这么多失败的经验当中，我们必须要吸取到足够的教训。
根据这些资料，我总结了两个问题，趁着这次机会和大家做个初步的探讨：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受到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影响。去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左”倾情绪逐步滋长，很多同志对当时严酷的国内外形势缺乏心理上的准备，以报仇、挽救革命为目标的党内革命急躁病有所发展。
第二、在地区选择上，起义地域集中在平原地区和中心城市。我们大部分地方组织领导的农民起义，要么是直接在城市或县城开始活动，要么就是起义之后也要先去攻打大城市。结果是在这种地势平坦、易攻难守的环境下，敌人能够在短期内调集各地优势兵力围攻我们的起义部队。
这里我先分析第一点。去年11月中央在华亭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其中通过的任务决议案，否认了当前国内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的现实，认为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此制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提出要造成一省或数省的革命胜利局面。
但很明显，这是存在极大问题的，去年我们的组织和革命群众运动遭到了敌人的极大摧残，组织人数从北伐时期的近六万人锐减至一万多人，这不是低潮还是什么。但是在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强行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注定失败的暴动策略，在实际工作中给组织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好在这种“左”倾盲动错误已经引起了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到了今年年初，许多地方就停止了执行。而到了2月下旬，国际执委的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内问题的决议，也批评了这次的错误，4月下旬，中央讨论并接受了这一决议案，直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