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丹本身就出身于陕省，并且之前也是省委的干部，包括现在的红二师当中，大部分同志都是本地人，结果不到两年的功夫，就直接“独立”了，终究还是让人觉得有些不对劲。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程刚除了口头上的建议外，居然还真的把他们这支游击队，从陕省这边单独拎了出来，划归到了红一方面军领导。
正如刘之丹与谢梓长在收到这条指示后，私下交流时所说的一般，“往后若是真能彻底分清两边的关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如今的局面，想要割舍干净又谈何容易。”
毕竟物资归物资，真正构成组织的人依旧和省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而且据刘之丹所知，现在各个根据地与临近省委之间，似乎都处得不是很好，甚至很可能涉及到了更上层次的斗争。
再考虑到程刚这回的再次叮嘱，或许不久之后，真的发生些事情也说不定。
其实他并不知道，现在的局面已经是大为改善后的结果，像是历史上的这几年，根据地也好，省委也好，包括中央，闹出的幺蛾子实在是数不胜数。
刘之丹自己就是这类斗争的牺牲品之一，正是在这一年，他来到南梁和当地的农民武装合作建立了游击队，后来又加入了一支商贩队伍，当然还有一部分党员干部。
但总体来说，由于这支队伍大多数是流氓无产者、烟贩，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性，无组织、无纪律，与土共的建军原则大相径庭，同时也埋下了诸多隐患。
很快春节的时候发生了抢劫群众的恶性事件，于是队伍中党员带领的骨干果断采取行动，肃清了内部的土匪流氓分子，而之前一直主张改造的刘之丹也被调回了省委。
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却造成了陕省省委对于刘之丹所部“土匪习气”的第一印象。
以至于近两年后，他们给中央的汇报中，依旧声称“这些土匪部队利用我们的红旗到处随意勒索群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群众谓之‘假红军’”。
于是中央那边也下意识地认为，刘之丹在后面重新建立的那支红军（红26军），就是一支执行“右倾”路线的军队，待到派代表前来的时候，便不由分说地在当地执行了严酷的肃反。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就是当时的组织层级过多，而且负责的干部都没有调查研究的意识，光凭主观印象来判断，使得小问题在层与层之间被不断放大，最后上升到路线的错误。
而就现在的局面来说，当然不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