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的第一印象，就是左与残酷，所以到了他具体执行时，就会下意识地偏向右与温和，说白了，他想充当一个厚道人的角色。
可是厚道人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如果不偏向某一边，就相当于被两派一起排斥，要是没得足够的根基，轻则被架空，重则直接人道消灭，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你夹在中间，使得两边的斗争火力全都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作为眼中钉一般的存在，自然有不少人希望你尽快消失。
如果换了别人来的话，很可能只会成为众矢之的，但好歹程刚有个金手指在背后撑着，其他人碍于如此也不敢对他太过分，方才有那么一点执行的余地。
这次与地方武装派的三年之约，就是这位程主任的第一次尝试，具体有没有效果他自己也很难保证。
可能三年还没到，那几位就因为各种原因牺牲了，或是死在自己人手里，或是死在敌人手里。
同时也不排除因为力量天平的失衡，客籍占领上风，反客为主杀得土籍人头滚滚的可能性，这都是讲不定的。
至于三年之后，如果两派之间的内斗还能维持在可以接受的水平，那么问题其实反倒好解决了。
到那时核心红军的力量，必然发展到了一定层次，对于此地些许的矛盾，完全可以一力压制，不需要有过多的顾虑，只要不太过分，总是能收尾。
同样的道理，程刚也不怕这些人做大，如果他们心里头仍然以土匪自居，那么必然没有什么前途，以后是抚是剿都不会太难。
而若是确实心向革命，愿意做出改变，哪怕是不充分的改变，在他们彻底落伍之前，也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再说了，就算是落伍了，只要不与红军作对，也可以给政策给出路。
不过，这一切的思路，都建立在程刚对革命未来极度自信，坚信红军一定能够发展起来，党必然会统一全国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信心，他才能表现得如此大气。
所以同时又要知道，这份信心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或者说对于此时的大部分党员而言，都缺乏这种必胜的信念，在偏激的背后，其实还有强烈的恐惧。
正是因为自觉处于弱势地位，始终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一旦内部出现一个叛徒，就意味着整个局面的彻底崩坏，所以寄希望于赶尽杀绝所有的可疑对象。
在后面几年，斗争形势激烈的时期，这种现象尤为明显。
不只存在于上层，有时候上级政策很可能只是导火索，而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