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死了，八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泰昌，没来得及用。
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当作泰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他爹都还活着。
如果把第二年（1621）当作泰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他去年八月，就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
这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他很可怜，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有人曾对我说，原来，历史很有趣。但我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
它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史称“众正盈朝”。
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
对于这种说法，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
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
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
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
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蒙古大夫，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
可是现成的偏不找，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
天启元年（1621），礼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