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是济，不是得救。基督教让他们靠上帝，佛教让他们靠佛恩，传统文化给了农民什么？谁来给农民做主？农民的得救之道在哪里？
《假如“格律诗模式”蔓延》……
《弱势群体的得救之道在哪里？》……
《得救的标准是什么？》……
《以扶贫的名义……》……
《痞性？德性？道性？》……
《强者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
……
在这种特别时间、特别事件的大背景下，丁元英知道各种社会评论会铺天盖地，也知道自己会招惹一片嘘声。至于别人是什么观点？对与不对？他已经不再关心了，因为芮小丹不在了，这一切于他而言就没有意义了。
谁都知道，中国的文化属性是沉积了几千年的问题，决不是一时一地的一次讨论就可以有所觉悟。得救之道是一个久远的话题，这个事件所引发的有关法律、道德和文化属性的讨论仅仅是一种延续，人们今天讨论，将来还会因为别的事件继续讨论下去。
然而，丁元英这个名字却无疑已经臭名昭著。
1998年10月4日下午，肖亚文和刘冰应丁元英的约见同车从北京来古城。肖亚文按丁元英的交代，把刘冰送到丁元英的楼下，然后开车去维纳斯酒店，回避了。
刘冰自从退股以后一直处在一种尴尬而懊悔的心态里，此时来见丁元英不免生出几分生疏和拘谨。他敲开门，极不自然地笑笑说：“丁哥，你找我？”
丁元英请刘冰坐下，把烟递过去，说：“我这儿准备准备，最近就走了。趁中秋节叫你过来，有几句话咱们絮叨絮叨，你也趁这空儿回家过个节。”
刘冰说：“丁哥，你看小丹的事我也没啥表示……”
丁元英摆摆手不让他说这个，自己点上一支烟，把打火机递过去，说：“刘冰，咱们终归是有段唱片的交情，临走我多句嘴问问，以后怎么打算？”
刘冰这次把烟点上了，说：“没啥打算，先混着呗，看看以后咋样。这公司咋说也是我从白手起家就跟着干起来的，有感情了，只要公司不赶我，我就跟着走。”
丁元英说：“公司刚筹建那会儿，好多事都得顾及人情。现在公司改组了，就得走新章程了，搞市场只靠人情不行。你心里得有个数，只有你行，你才有机会。”
刘冰摇摇头说：“退股的事我把欧阳雪伤了，肖总对我肯定有看法，她现在正忙着跟乐圣公司谈判，好多事顾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