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条时间线中国显现出的是另一种模式。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岔道。
一切都是在二十世纪红色大革命时期，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泯灭的举国动员制度，从华夏再次出现开始重现。
春秋战国时期，动辄十万，二十万，甚至超规模的长平之战。这是一种极为可怕的超级动员制度。这种动员力，要么民众是盲信，要么是统治阶层做出足够取信于下层的表现。由于汉代后豪强崛起，民众盲信越来越难。以至于这种超级动员制度在华夏很长一段时间是看不到的。——一定程度的是封建幕僚制度。
当然随着另一条时间线文明近乎灭亡的时候，这种制度在统治集团放弃了幻想且务实的时候，被用了出来，最大规模的发送了基层的力量。淮海战役的对国民的动员力度，直追战国后期。
而这种制度也造就了后面一百年的时间，东亚大陆的中国和边缘其他儒家文化圈国家，在民众文化方面有着明显的差距。
商鞅立木，欲行新法，必须去信于民。高层专政权威，来源于基层默认高层政策正确性。
幕府则是，底层社会话语权根本不算数，只能靠着高层能说话算数的能力，才能解决成社会问题。
即使是日本基层对高层严重不满，也只是想用下克上的方式，威胁上层解决问题，而不是自己当家来解决问题。日本二二六事件，就是如此。日本政变军人能够威胁高层，却没法直接变为高层统治全国。最终失去高层（天皇）支持，直接政变失败。而中国文化的军事力量在变革时期就展现出另一种姿态了
这种文化差异，在方方面面都能体现。
在社会舆论上，日韩台湾社会的媒体自媒体可以随便说，哪怕是造谣，说错了，诽谤了，后果也非常轻微，因为言论自由。但是说话可以不负责任，也代表着说话没有公信度。
在中国大陆，媒体和个人说话说错了造谣了，政府会查的，一旦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直接刑拘。因为相对于日韩幕府式文化。在商鞅式文化下，传媒着者说话是能够造成社会后果的，必须被有效管制，这看似伤害言论自由。但是中国民众的言论是能够撬动利益板块的。
两个类型的社会差异性，卢安在这个世界上是花费了十多年才算是理清这两个社会的关系。当卢安理清关系后，感觉到非常无力。——在这个世界作为巨头发言非常容易，但是作为真正单体小民组成社会集群传达自己的声音，很难很难。
话题回来，宇田和云念进行幕后谈话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