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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个盟会上的席位也决定了青海那些部落对大唐需要履行的一些义务进行配比。
收复青海后，大唐废除了原本吐蕃或者说噶尔家在青海所实施的一系列征敛苛政，仅仅只保留了入贡与征募的义务。
入贡分为春秋两季，贡额也并不高，每贡人取一缣。这样的征贡力度，绝对不算是什么大的负担，而且并不存在太大的强制性，因为大唐根本就没有掌握这些部族的具体人口数字，诸部落豪酋们如果不愿意，甚至可以一缣不缴，当然前提是要放弃在盟会上的话语权。
当然这里面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青海本身纺织业并不发达，大唐收取贡物的缣自身并不能生产。但这没关系，他们大可以前往鄯州，在那里的官造榷场将方物售卖换取。
频繁的商贸与文化交流，是消除彼此陌生与敌视的不二法门，特别在这种边市交易中，大唐是掌握着绝对的主导权，甚至在前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让利。不怕你赚，就怕你不玩。
至于征募，则分为兵役与钱粮两个方面。诸部同样需要按照族员比例，每年召集一部分的青壮族员，与大唐驻军协同防守，以备吐蕃卷土重来。
至于这方面所产生的钱粮消耗，大唐会承担一部分，不足的份额则就需要盟会进行筹措分担。毕竟大唐驻军也是在给他们守家，如果钱粮不继，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回防海东，而他们则就要再次承受吐蕃的掠夺鱼肉。
当李潼讲起针对青海的这种统治模式，群臣在细节方面提出一些质疑与补充之后，很快便获得了高票的通过，甚至有的臣员表示大可以在别的地方也依法推行。
这样的模式的确是让人耳目一新，大唐的恩威分享不再是针对于某一胡部势力，而是摆在盟会这样一个相对公开的平台上，任由地域中的胡部势力各自进行竞争，既能对诸胡部势力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同时又能避免当中狼子野心的胡酋狐假虎威、趁机壮大自己的势力。
这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数年前发动叛乱的契丹大贺氏。契丹本有八部，但其中唯以大贺氏最为亲近大唐，也获得了大唐的重点扶植，结果就是养虎成患，大贺氏的李尽忠悍然叛唐，给河北与东北的秩序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不过李潼却并不打算即刻便将这一模式推及各方，首先成效如何还待检验，其次青海此地也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夹在大唐与吐蕃两大帝国之间，又经过噶尔家长期不恤民生的统治而导致人疲势穷，区域内并没有太过强大的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