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都很快便接受下来。江虨在关中虽然无有盛誉，远远比不上王师那些战功赫赫的将领，但其父江统在关中却享有着不低的名望。
之所以会如此，自然是江统那一篇《徙戎论》。《徙戎论》书成还在中朝惠帝元康年间，氐酋齐万年作乱关中之后，那时关中局势还未完全崩坏，但当中所蕴藏的隐患也已经端倪尽显，江统此策虽然痛陈利弊，但是可惜当时中朝诸王忙于权斗作乱，根本无暇搭理。
《徙戎论》所言诸多，其中尤以关中受害最深，在久受兵祸虐害的过程中，不乏时人深痛如此安邦国策不能执行，以至于天府、黄泉混淆于一，因此对江统其人也多有追缅怀念。
江虨得于贤父旧誉的加持，本身又有行台作为坚强后盾，常年专事此类事务，因此很快便在关中时流群体中营造起了不小的威望。
但凡有所得，必有所舍。对这些关中人而言，江虨自是和蔼可亲，令人信服。那么另一个李充则就实在面目可憎，刻薄寡恩。
因为随后的封锢令便是由李充颁布且施行，并且一俟公布出来，便表现出一种酷烈执法的姿态。其人调遣长安驻军近万，亲自下场带领军队驱逐长安周边山野泽塘附近的游食并乡户，短短旬日之内，违禁受监者便达于数千之众。
而整个京兆局面，也因此变得风声鹤唳、几至道路以目。要知道关中久乱经年，垦桑之数本就不足，生民若想得于足够谋生物资，樵采渔猎是非常重要的谋生手段。特别一些乡户坞壁为了能够达到坚守目的，往往也要选择依山傍水所在。
封锢令的颁行，可以说直接将关中民众赖以生存的资源砍掉一大块。所以这些关中民众如何反应，便也可想而知。
为了配合封锢令的执行，驻于关中的王师也将戒备等级提到最高，郭诵亲自作为李充的副手，大量游骑斥候遣散于郊野，生民凡有异常集聚的民变趋势，俱都第一时间予以镇压。
这也多多得益于王师西征过程中的强势，许多京兆乡豪坞壁被摧毁，部曲多离散，即便是再作乡势串联，又怎么可能比得上王师迅敏的动员力度和反应速度。
眼见通过民变的手段不能阻止行台这项政令的实施，许多乡士便结伴前来长安请愿，痛陈关中乡情特殊，一旦山水封锢，生民必将贫困潦倒至死。
而这些请愿也谈不上是什么私谋，因为的确是道出了关中一部分实情。关中乡情久来如此，一时间强令如此大规模的改变，骚乱是无可避免的。
可是就算对于这些请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