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蓟镇，石匣营城，南兵公署。
石匣南兵营中军兼守御所百户吴惟贤，朝统领南兵游击将军陈蚕絮絮叨叨地算账道，
“……咱们这样算罢，隆庆二年，戚少保调任蓟镇的时候，前后两次招募浙兵共九千人，万历三年到万历五年，朝廷说要在蓟镇建立浙兵轮班制度，三年一换，在蓟镇设立了三个南兵营，一一对应蓟镇三协，都是单独建制，两班三路共招了一万两千人，加上隆庆朝的九千名浙兵，一共是两万一千人。”
“一个南兵的工食银为每日五分，以一月三十日来计算，折合下来就是每月一两五钱，一年十八两薪饷，再乘以南兵总人数，也就是说朝廷每年在蓟镇南兵身上的支出是三十七万八千两银子——你或许会说这没算朝廷发给南兵的赏银，但是朝廷的赏银是按胡虏的人头算的，上报的时候怎么也不可能把两万一千个南兵都囊括进去……”
吴惟贤这时说话有些随意，并没有对陈蚕以官职相称，陈蚕却也不生气，蓟镇南兵的“单独建制”包括南兵营的指挥系统，虽然南兵被分派戍守各路的各个隘口和敌台，但统领的南兵并不是各路的军事长官，而是受蓟镇三协各南兵营的直接管辖。
而由于建制时的地缘和历史因素，南兵营的各级长官，大多都是由南兵或者曾出身南兵者所组成，不但守备各敌台的千、把、百总等低阶武官多系南兵选充，就连高阶武官，比如对南兵营主官、参将的选任，都是由浙江人占据了绝对的多数。
这种垂直管理方式使得南兵营内部武官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亲厚，同乡同城加上并肩作战的经历，让南兵上下自然团结成了一派，此时的吴惟贤和陈蚕当然也不例外，
“我就弄不明白了，朝廷何至于就出不起这三十七万八千两了？”
吴惟贤露出一种迷惑而愤慨的神情道，
“我大哥在广东，来信同我说，两广、福建的海商每年同洋人做生意赚的钱加起来就够养好几支戚家军。”
“即使不提那些海商，我听说，皇上前阵子才又巡视了寿宫，这一座陵还没修完，就花了两百万两银子，够所有蓟镇南兵五年吃喝，就这么大一个国家，哪里省一抿子省不出这三十七万八千两？”
“这军饷欠了又欠，一开始是这个月发上个月的，接着就变成是这一年发上一年的，现在么更不得了咧，直接两手一摊说发不出咧，这不就是欺负咱们南兵是三年轮班制的募兵，不好跟朝廷直接置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