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请教筑城法式的机会，郑学政、谭知州多次登船造访。赵行德也有意接纳，除了公务之外，谈及朝廷择法自守，商贾许多择君子法自守的。赵行德提议扬州商会不妨参照楚州和杭州的做法，以君子法为蓝本，制定一个清流商会的章程公之于众，只要是愿意遵守这个章程的，无论身份地位如何都可以入会。他肯出这个头，郑彬和谭自在都大喜过望。
商会不仅仅要财雄势大而已，真正有实力的商会，既要地方官府的支持，又要有名望的一方清流领袖来力挺，抵挡各方面对“奸商”的口诛笔伐，如杭州有吴子龙，楚州有陆云孙，还有大量廪生的支持。这些地方的商会，自然是清流商会中执牛耳者，各地商会的规矩章程如果有不同或者纠纷，往往以这些商会的章程和裁决为主，否则的话，就会被廪生斥之为“奸商”。
扬州本地望族中原来也有清流名士，但自从辽兵入寇后，这些“名士”纷纷迁居江南。赵行德参与扬州章程的制定，无疑是一种明确姿态。他以清流领袖和无敌名将的双重身份，大大地提高人们对烽火扬州的信心。朝廷户部比铁公鸡还一毛不拔，富商和廪生们控制着州学，增加赋税比登天还难。扬州官府为了筹集重建地方的钱粮，赵行德为了将经略南海，都需要刺激人们的信心。
郑彬、谭自在等人一开始只是希望借赵行德的名望和支持打开一个局面，然而，这一来二去地讨论之中，他们越发意识到“君子法”和“清流法”看起来相似，但究其实质，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东西。这二人食髓知味，开始细心和赵行德讨论起如何将“君子之道”化用在商会的章程之中，吸引更多的商贾，更多百姓到江北安家落户。
官府将和商会共同建立一个证信堂。无论商行还是百姓，可以自行订约立契，一文钱将约定的契约保存在证信堂里，无论这些契约多么古怪，只要不违反当时朝廷的法令，任何契约的相关人都可以请求扬州官府执行他们。证信堂立下了许多规矩，多方限制管事欺瞒东家的行径。许多管事不但掌握东家的生意，自己也经营着买卖。商会规矩是宁枉勿纵的，只要有任何细微的可能损害东家的利益，东家都有权收取管事从自己生意中因此获得的利益。如果管事自己欠的债，债主也不能变卖东家的房产货物。这样一来，江南富商就能放心在扬州置办产业，通过各种契约控制管事，而不必担心被他们借机营私。
淮南一向是盐商富集之地，扬州商会为了筹集买船出海的银钱，几乎挖空了心思。
证信堂成立后，商会南海船队订立了